肖正华，67届高中毕业生，77届考生，现为安徽某师专附中高级教师。他对我说的那年恢复高考及参加高考的过程就像“天方夜谭”：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个早晨，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就立即把它告诉了正在喂猪的妻子，她却没有多大的反应，更没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动。一个农村妇女关注的主要是丈夫、孩子、柴米油盐……
而我则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当时被公社抓差去写个现场会材料和编完一个短剧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11天了，能用于复习的也只有11个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冲洗化学，只觉得“雾都茫茫”，欲记还忘。改道易辙，考文科！耙地理，挖历史，抢数学；语文和政治，所有的看家本领也就是经常为公社写点“四不像”的文章。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是为了孩子，大的6岁，小的3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十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是转着弯子在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
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我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钮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这不是当年高中毕业时成绩达平均99．7分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
那年在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陈建功，他现在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而他上大学之前当了10年挖煤工。
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的他，突然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且一挖就是10年。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十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筛沙子’，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那年我也只28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23个高考的年头。23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一件事，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已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感到对高考的害怕，那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高考佼佼者也异常迷惘和紧张。
这是为什么？今天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1160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很多人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彻底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但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是什么时候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唯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黑色七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以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日的考场，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各地的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能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的95％以上。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
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各中学便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就是按部就班了。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十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
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对学习往往有浓厚兴趣，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根据有经验的教师所作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3至5个基础好的学生。
在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报考大学的不同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考录取率而将学生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考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绩的被编入了A班；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学的“二梯队”，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
什么是分流？分流即为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加上参照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那些完全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让他们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找出路，如考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或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你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问考生在高考前什么最令人头疼，他肯定会告诉你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
你问365天，天天考有什么可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们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天天考，时间也还永远不够。他们说高考不亚于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练兵是战争取胜的必要准备，那么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和测验考试是同样的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证明扛得住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高考中获胜。
那天碰到老唐，没想到一向花钱比抽血还珍惜的这位老同事告诉我，这几天他们全家都住在三星级宾馆。
他是为高考的女儿特意住了一个星期的“假日饭店”一套标准间。
他笑笑，说：“是你嫂子下的决心。她说她单位上有个同事去年就是用了这个办法，结果孩子参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绩，上了名校北师大。所以你嫂子说，在孩子紧要关头，舍得花一两千块钱，要是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就都有了嘛！家里住房条件不好，要是这几天不能让孩子休息好，考试差上几分，一旦考得不理想进不了大学就不用说了，即使考上了，好校与差校含金量也大了去了。一咬牙全家就搬进了这家离考场最近的饭店。”
我顺便采访了他所住的“假日饭店”经理，他说他们“假日饭店”从前两年就开始作出了多种相应的服务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灯光和书桌，供考生学习，在开放原有的游泳池与桑拿外，还添置了按摩、催眠等项目。饮食部特别推出了早中晚不同的“考生套餐”和“状元营养套餐”及“状元宴”、“金榜桌”，以及短途考生接送专线。
秦校长告诉我，他们以往并没有专门在高考时特请市急救中心的车子安放在学校，但他们吃过亏，也挨过家长的骂，所以从前五年开始就年年在高考期间备一辆救护车在校门口。
一种用车属于常见问题。考试进入一半，有考生突然中暑。这样的情况通常好处理，只要抢救及时，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秦校长说，1997年高考的3天里，他们那儿的气温连续高达40摄氏度。三天高考中，先后有8名考生中暑，其中5个送往医院抢救，3个在学校缓了几口气后再次进考场，但进医院的5名考生中只有1人重新回到考场，完成了考试。
第二种用车也是情理之中。这是另一年的高考头天。当考场的大门打开时，考生们呼啦一下拥进学校，然后又像潮水般地分流进入各个考场。可是当考生陆陆续续找到自己的考位时，学校广场上则还有一名考生站在那儿发呆。老师过去问她是怎么回事？哪个考场的？不要紧张，拿出准考证来帮你一起找找。老师这一说，考生哇地哭出了声。考生终于告诉老师：她一紧张把准考证放在换下的那件衣服兜里……现在衣服在哪里？老师问。在家呢！考生又哭了。老师赶紧找到校长，把情况一说。校长一看表，说赶快带考生上救护车，回去取可能还来得及。于是救护车的警笛响起。考生的家离学校不算远，可也花了十几分钟时间。等学生“噌噌噌”地上楼取下准考证，救护车一秒钟都不敢多呆就往考场跑。这当儿，老师让那考生检查一下准考证。没错，这回是明明白白拿在手里，可就在这时，其中的一个老师惊叫一声：坏了！全车人跟着心都往外跳：又出什么事啦？老师从考生手中抢过准考证，就忍不住喊起来：你是怎么搞的？你的考场不在我们学校，是某某学校！啊——？！考生大惊失色，随即又哇哇大哭。哭什么？反正上了车，时间还够。走，司机师傅，我们把她送到某某学校！司机师傅得令后，救护车一个转向，立即又风驰电掣地飞奔在街头。
我亲眼观察了1999年高考结束时的北京某一考场实景：有人开怀大笑地喊着：“别了死亡，我活过来啦！”有人搂住迎过来的母亲或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我好苦，现在总算出头了！”有人则低着头，沉默不语地悄然躲开喧哗的人群，独自擦着溢出的泪；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将手中的笔和纸抛向天空……最让我惊诧的是我看到有人抢过父亲手中的打火机，发狠地将几本《高考复习题要》连同书包，当场点燃并使之化为烟云。
许多学生和老师都曾目睹过高考结束时的一次次庄严而悲壮的焚书仪式、坑包葬礼。
有个农村中学的老师说，他们学校每年在高考结束时，在学校操场上都有学生自发组织起的焚书仪式。
一个孩子在烧完书本后大哭了一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只觉得这么多年太苦了，你们当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忆小学、中学所走过的每一步路。上大学了，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自己想学想做的事。要不，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本该是我的我。
（上）
（《今晚报》4．17、18、19何建明文图片摄影《光明日报》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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